另一方面靠市场化，通过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，要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。
纳税人为高校没有任何价值的知识产品支付了大量的金钱，与其劳民伤财，不如少收点税，让这些资金留在民间而不是进入高校，那一定会得到更有效率的使用。实际上，在教育领域是更需要发挥决策者的企业家精神的，一味地按照客观标准评判知识产品的优劣等级是极不合理，也是极不科学的。
很多人认为，期刊是高端的，而媒体是低端的，发表在期刊上的是高档次的，发表在媒体上的是低档次的，这显然是错误的认识。知识市场是一个制度概念，准确地说，是一个公平合理地生产与评价知识的制度环境，它意味着知识生产的开放性与竞争性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享有通过官方的资助来生产、传播知识产品的特权以及对官方评价的质疑。可以说，好的知识产品包括人才是在知识市场的竞争中被发现的，而不可能只是被专家评选出来的。而合理的价格是市场的产物，所以，当市场被排斥在外，没有合理的价格时，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公正而言。同时，相比期刊，媒体更有其自身的优势，不需要期刊那么长的发表周期，与读者的互动交流也更为方便、亲和。
随着互联网的普及，知识市场也相应而生，如今，人们可以通过手机来阅读微博、微信公号与微信群上的新闻、评论与文章，以此获取相关的知识。特别是，对社科产品而言，文章发表在哪里，有多少字数，有没有专家认可等等都不应构成评判其是否为科研成果的标准，关键在于读者是否认为该产品对他有无启发，有无价值。第二，富国有科技，3300人来抢科技，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。
富国资本雄厚，可以转化为生产力，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。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：比较优势。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，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，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，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。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，通宵排队买。
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，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，贸易摩擦，制造壁垒，甚至国际紧张，都来了。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：两个海平面，形象比喻已经变成了三明治，我们夹在中间，成本已经顶上来了，市场成本也上升了。
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，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，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，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。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，够不到金融、也够不到高科技，人数上又是大头，就会有愤怒感，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的模式的变化。创新很重要、很伟大，但是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。
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的东西。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，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，深圳是几万美金(25000)。但是和华尔街、硅谷一比，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。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，但是小绳索挺多的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
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，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，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本文来源：微信公众号人文经济学会 进入专题： 2017年 中国经济 。
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多少年，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。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，把我们的体制成本，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，在中国非常显著地降下来。
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，体制成本降，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，体制成本上升，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。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，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。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，全球格局看夹在中间了，底下有印度、有越南，他比你还便宜，他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，都学会了。比如，如果不包产到户，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，没有生产积极性，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，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。中国就是通过这样，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。而美国呢，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。
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，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，深圳是几万美金(25000)。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，原来只是在300人现在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，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，这个过程中，富国的劳动者蓝领、下层白领难受了，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，不会干拉倒。
李嘉图的理论，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，拣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干，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。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，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。
举例说，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，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，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，他们靠的是人、想法、发明创造，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。没改革开放前，劳动力更便宜，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，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。
假定有两个经济体，一个富有，一个贫穷。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。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，不准确，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。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?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。
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，但是小绳索挺多的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以下为文字实录，未经作者审阅。
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，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、僵尸企业、鸡肋的企业，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?创新是有条件的。创新很重要、很伟大，但是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。
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。所以，特朗普也出现了，特朗普反映了一个趋势：所有大的变化中，并不是每一个人、每一个集团、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，有高有低，有得有失，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。
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形势：成本优势减弱，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：是成本在变化，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。城市建设说好很好，但是浪费不得了，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，耗了多少水泥钢铁，水泥钢铁有多少的排放，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。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?是体制成本。体制成本下降，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，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——学习曲线。
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，够不到金融、也够不到高科技，人数上又是大头，就会有愤怒感，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。比如社保基金，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。
但是和华尔街、硅谷一比，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。我们名义的GDP是增长是8.6倍，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.8倍，税收涨16.7倍，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.8倍，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.7倍，最关键的是土地，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，涨了64倍!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?比如，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，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，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，抽税的人定抽多少，政府定了，不经过人大的审核。
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。还有城市化，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。
